新闻 奔赴陕蒙察乡情 求索路径助振兴——刘承芳教授带领团队赴绥德县和乌拉特中旗调研

　　2025年8月18日至22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NSFC）项目“乡村振兴情景动态模拟与路径探索”团队前往陕西绥德和内蒙古乌拉特中旗开展调研。该项目是中国科学院刘彦随研究员主持的NSFC重大项目“乡村地域系统协同观测与转型机理及模拟”的三大课题之一，由深圳大学郭仁忠院士牵头，北京大学现代农学院刘承芳老师和罗仁福老师、城市与环境学院冯健老师和政府管理学院张波老师共同承担其中一个子课题。

　　本次调研系与深圳大学联合开展，北京大学团队由现代农学院副院长、CCAP副主任刘承芳教授带队，现代农学院研究员皮鲁鲁，博士生朱可桐、郭雨飞、傅圣杰，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生丁岩森，城市与环境学院博士生陆海天等7名师生参与了调研。

　　18日上午，调研团队到访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发展改革和科技局与乡村振兴局，与相关负责人开展座谈。双方围绕绥德县经济发展基本情况、乡村振兴取得的成效与面临的挑战展开深入交流。绥德县依托丰富的山地资源、历史和红色文化底蕴，踔厉奋发，带动300多个村成功脱贫。目前正积极拓宽农民增收渠道，着力发展苹果、芝麻蜜香瓜、沙地红薯等特色农产品，并通过苏陕协作等引进劳动密集型产业。当地也面临农村人口老龄化、国际局势动荡与经济下行带来的农产品价格波动，以及生态保护与农业发展间的现实矛盾等挑战。

　　18日下午，调研团队走访了绥德县名州镇裴家峁村。这是一个城郊型村庄，师生先与村干部开展座谈交流，随后实地考察了果蔬专业合作社、苏陕协作车间以及科技有限公司。师生们了解到，该村作为集体经济试点村，通过土地置换、大棚出租等方式积累集体资金，逐步发展起农产品批发市场、手工业与科技服务等多元产业，有效带动村民增收并改善了村民居住条件。调研团队还深入村民家中访谈交流，了解村民非农就业、子女教育、养老服务等情况。通过参观和访谈，师生们对集体经济如何推动产村融合发展和激活乡村内生动力有了更加切身的体会。

　　19日上午，调研团队走访了绥德县义合镇三和庄村。这是一个山区农业型村庄，师生们经与村干部座谈交流和农户家访了解到，该村依托养殖业、种植业结合转移支付等帮扶政策成功脱贫，又通过设立村级公益性岗位、发展光伏产业和种植药材等经济作物，持续保障村民基本生活及增收。该村的驻村干部履职尽责，与村两委通力合作，积极争取项目资金以改善村内水利和道路等基础设施。该村当前仍面临人口老龄化、年轻劳动力外流、村集体经济基础薄弱等多重挑战。在农户访谈中，师生们进一步了解了耕地流转，年轻人非农就业，蛋鸡养殖户近十年的生产、销售、防疫、技术采用等情况。

　　8月19日下午，调研团队赴绥德县枣林坪镇金水湾村调研。这是黄河岸边的一个偏远村庄，曾经被当地老百姓誉为“花果村”，目前地广人稀，有40余户村民以红枣种植作为主要生计来源。在与当地村干部及村民的访谈过程中，师生们了解到，该村同样面临人口外流严重（外出务工或子女教育陪读迁离）、老龄化、婚育率低迷等挑战。在农户访谈中，师生们听枣农介绍了红枣新品种的引进过程以及关键生产环节，并进一步了解学龄儿童教育、年轻人非农就业和婚育、村民文化生活和养老服务等情况。

　　20日上午，调研团队从绥德乘大巴前往内蒙古乌拉特中旗。21日上午，师生们访问了乌拉特中旗农牧和科技局、乡村振兴局。经与相关负责人座谈了解到，该旗以旱作农业和牛羊养殖为主导产业，作物以玉米、小麦、辣椒、葡萄和樱桃为主。当地农村劳动力跨省务工比例较低，其学龄子女多在旗里就读。随后，师生一行前往位于城郊的海流图镇巴仁宝勒格村调研。在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纪实馆了解到，该镇多个示范村立足本地实际，采用“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村民”模式，有效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实现稳定增收。随后，师生们经实地参观当地樱桃种植大棚和入户访谈了解到，该村经历了从传统大田种植向现代化大棚生产的转型，以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方式确立樱桃为主导产业，近几年樱桃通过线上线下渠道远销北京、山东等地，切实带动了农民增收。该村同样面临青年劳动力外流、老龄化与空巢化等现实挑战。

　　21日下午，调研团走访甘其毛都镇伊恒查干嘎查，与嘎查委员会座谈并访谈了牧户。这是位于中蒙边境的口岸村，草场资源丰富。师生们了解到，不少牧户积极响应禁牧政策或者将草场流转给其他牧户，已经搬到旗里居住，学龄儿童多到旗里接受义务教育。目前，嘎查常住人口116人，以养羊或骆驼为主，销售羊绒和肉羊是他们的重要收入来源。草料成本通常约占牧户养殖总成本的一半左右，今年雨水丰沛购买草料有所减少。目前，当地牧户生产生活仍然面临气候干旱、市场价格风险、“好产品卖不出好价钱”、高压电覆盖不足、通信网络不稳定等挑战。

　　22日上午，调研团队来到石哈河镇楚鲁图村，开展村委会座谈和入户访谈。该村位于草原农耕过渡带，是“一村一品”示范村。村里农户主要种植小米、小麦、玉米、葵花等。该村通过创新推行“村党支部+合作社+科研院所+农户”经营模式，与企业合作建设谷子生产线万亩谷子种植，促进农户增收并壮大集体经济。农户的牛羊养殖采取限牧精养、舍饲与半舍饲相结合的方式，正逐步推进生态养殖。在农户访谈中，师生们听肉牛养殖户介绍了肉牛的繁育、养殖、饲草料来源、保险、销售和技术采用等情况，并实地考察了青储饲料的生产、灌溉、加工和储存等情况。

　　22日下午，调研团队到访德岭山镇四义堂村。这是一个农牧业结合村，师生们通过与村委会座谈了解到，该村立足于辣椒特色产业，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模式，构建了集生产、加工、销售于一体的全产业链，成功打造“义堂红”品牌，带动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280万元。同时，通过盘活闲置宅基地、完善基础设施和人居环境，显著提升了村民生活品质。该村还深入挖掘历史文化资源，打造爱国主义教育旅游带和休闲农业项目，推动文化资源向经济效益转化，实现了从传统农业向多元业态的成功转型。在农户访谈中，师生们参观了农机大户的农机设备并了解设备购买、补贴、使用、数智装备、农机社会化服务，以及向日葵生产销售、子女教育等情况。

　　8月22日晚，调研团队在陕西绥德县和内蒙古乌拉特中旗的调研圆满落下帷幕。通过五天的实地走访学习，师生们深入田间地头、草原牧区与乡村社区，系统考察了不同地域类型下乡村振兴的多元路径。大家认识到，尽管不同村落资源禀赋和发展路径各异，但基层党组织的引领作用、特色产业的培育与升级，以及民生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的持续改善，仍是现阶段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这场深入西部乡村的田野实践，不仅深化了调研团队成员对当地“三农”的认知，更将化作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的源头活水，为未来乡村地域系统转型研究注入持续动力。

　　此次随 “乡村地域系统协同观测” 项目赴绥德调研，使我有机会亲身探寻陕北乡村发展机理，既见证其产业培育的亮眼成果 ——23万亩山地苹果沿梯田布局、“绥薯一号” 跻身高端市场、千村光伏项目稳步推进，清晰勾勒出乡村发展路径，也通过访谈察觉现实瓶颈：农村劳动力结构失衡，60岁以上群体成耕种主力，青壮年多流向城市，且农业雇工与技术工种的薪资差距加剧“留人难”，直接制约产业规模化发展。这让我深刻认识到，乡村振兴是需统筹破解人力困境、应对外部挑战的系统工程，而非单一产业培育，未来若能以研究为农村提供资源、产业与人力适配的精准策略，定能助力这片黄土高原乡村焕发更强活力。

　　此次绥德与乌拉特中旗之行，于我而言是一堂深刻的 “行走思政课”。踩在陕北村庄的黄土上，土地的厚重与历史的沉淀扑面而来；走进巴彦淖尔草原，农牧区的生计模式与我熟悉的华北农村形成鲜明对比，让我对乡村的多样性有了更真切的感触。调研中，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苏陕协作扶贫、社企合作等鲜活实践，让我真切触摸到脱贫攻坚成果的接续脉动，也深刻感受到党建引领与政策托举下乡村发展的蓬勃力量。入户访谈时，从村民及家人的成长与生活经历里，我窥见了几十年来村庄发展的变迁，这些鲜活故事也让我对乡村有了更丰沛的感性认知。一路调研，思考亦如影随形：乡村振兴是乡村地域系统的全面振兴，却并非每个村落都要 “复刻振兴”，该如何理性看待部分乡村的自然衰落？怎样在发挥政府兜底作用的同时，精准引入市场机制以提升振兴投资效率？这些问题在我心中埋下思考的种子，也让我对农村转型和乡村振兴方向的研究产生了更浓厚的科研兴趣。

　　此次调研如同一扇，让我们清晰窥见中国乡村振兴的多元路径与内在逻辑。从绥德县依托光伏与特色农业的突围，到乌拉特中旗通过党支部领办合作社推动农牧业现代化；从裴家峁村以集体经济实现村民福利大幅提升，到四义堂村借农文旅融合成功打造区域品牌。每一个案例都真切地告诉我们，乡村振兴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由制度创新、产业适配、组织引领和人文关怀共同编织的生动实践。面对老龄化、劳动力流失等共同挑战，各地正在以因地制宜的策略探索符合自身条件的科学路径。这深刻启示我们，乡村的未来不只存在于政策文本与理论模型中，更孕育于脚下的土地、身边的实践和人民的智慧之中。唯有俯身倾听、扎根现实，才能真正读懂中国乡村的坚韧与转型。

　　绥德与内蒙之行，如同一面棱镜，让我窥见了乡村振兴的多棱面貌。在陕西绥德，既目睹了产业振兴示范村依托特色禀赋、打造“一村一品”的蓬勃生机，也看到了部分村落因老龄化、空心化而渐趋沉寂的无奈；在内蒙古，人口高度老龄化与居住分散、密度过低的现状，同样勾勒出乡村发展的另一重困境。这些鲜活的现实让我深刻明白：乡村振兴从来不是千篇一律的模板，而是需要因地制宜的精细施策。对于有产业基础和潜力的村庄，应积极引导其放大优势，让特色产业成为振兴的引擎；而对于那些地处偏远、人口原子化居住的角落，或许可以思考规划腾退与集中安置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让土地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利用，让财政投入真正“钱随人走”、用在实处。这场调研比任何理论阐述都更直观，它不仅让我理解了乡村振兴的多样性，更让我懂得产业振兴的规划必须扎根实际、量体裁衣——这便是此行最珍贵的启示。

　　绥德与乌拉特的调研使得我对祖国西部广大地区的山河地理、风土人情与乡村发展现状第一次有了直观的认识。区别于概念化地讨论空心化、老龄化等乡村振兴议题，深入的入户访谈赋予了切身的感受和情绪，也使我得以对一系列典型样带的生活现状有了初步的把握。在此基础上，这些具体可感可及的草木、稼畜、人情，都引导人不由自主地去再次思考乡村问题的进程、国家政策的成本收益，反思多种声音的碰撞。应当说，这些经验赋予了立场、观念、战略具体的形貌，是任何书本知识都无法替代的。